近日，教育部下发通知，全面部署2015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有关工作，继续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继续实施农村学生单独招生，继续实施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多措并举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纵向流动渠道。
记者了解到，通知要求明确招生计划和实施区域。一是继续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即国家专项计划），安排招生计划5万名，由中央部门高校和地方“211工程”高校为主的本科一批招生学校承担，实施区域为832个贫困县以及重点高校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河南、甘肃等10省区。二是继续实施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即高校专项计划），由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承担，招生计划不少于学校本科招生规模的2%，主要招收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及县以下优秀农村学生，具体实施区域由有关省（区、市）确定。三是继续实施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即地方专项计划），由各省（区、市）本地所属重点高校承担，招生计划原则上不少于有关高校本科一批招生规模的3%，实施区域、报考条件和招生办法由各省（区、市）确定。
严格户籍学籍条件及其他要求。报考国家专项计划的考生，考生本人须具有实施区域当地连续3年及以上户籍和当地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有关省（区、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具体报考条件及实施办法。报考高校专项计划的考生，考生及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须在实施区域农村，考生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及以上户籍和当地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强化资格审核和规范管理。各地要建立教育、公安等多个部门联合审核户籍、学籍的工作机制，严防资格造假。
高校和中学要创新服务举措，为考生顺利参加报名、考核提供便利和帮助。高校专项计划报名申请在“阳光高考(课程)”平台进行，报名时间为4月15日至5月5日。4月15日前，有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省（区、市）确定的实施区域，有关高校公布招生简章。
加大信息公开和违规查处。对违规违纪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人民日报，4月6日）（搜集人：高丹丹）
【高校动态】
北京大学瞄准世界高等教育的先进地区、一流名校和优势学科，积极寻求全方位合作，搭建起覆盖全球主要区域的合作网络。
打造师生校际交流平台，联合培养国际化人才。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先后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开展交换生、双学位项目，并实现常态化。
建立跨校办学合作体系，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在国家建设重点关注领域加强校际办学合作。与北美、欧洲与亚洲地区的多所海外名校联合设立研究机构，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等高校开展包括北京论坛、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内的各类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提升国家科研水平、开展民间外交。
参与国际大学联盟组织，探索多边合作新模式。采取双边和多边并存的网状组织形式，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参与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ARU），通过IARU常设的校长年会、高级行政人员年会，及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校园项目”和暑期学校项目，与世界一流大学保持行政交流、联合科研及学生交换方面的密切联系。与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共同签署了“亚洲校园”计划项目，促进彼此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与新加坡国大、台大等华语圈名校联合发起华语网络课程平台“华文慕课”，打造涵盖全学科的华语圈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探索实现校际资源共享、自由选课、网络授课、互认学分等新型合作机制。（北京大学新闻网，4月2日）（搜集人：唐薇）
4月2日，清华大学招办主任于世洁、中国人民大学招办副主任苗苗做客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解读各自的高招新政。今年，清华大学拟取消在京提前批次招生计划，不招日语专业，人民大学增设了PPE实验班（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并首次实行跨学院联合招生。
目前，两校的招生计划都尚未确定，但两校招办负责人均表示，预计在京投放招生计划将与去年持平。
据介绍，往年，清华大学小语种放在提前批次招生，在京投放招生计划的只有日语专业。“今年北京采用考后知分填志愿，我们就计划不再在京招日语专业了。”于世洁透露，这也意味着清华大学在京取消了提前批次招生。此外，清华大学去年9月成立的“通识教育实验区”新雅书院，今年将面向本科新生进行“二次招生”，全校新生都可自愿报名。
人大今年首次实行“跨院联合招生”。“往年，人文科学试验班只有国学专业，今年将横跨多个学院。”此外，今年人大还新增设了PPE实验班。“PPE专业始创于牛津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最热门的本科专业之一，整合了我校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个专业的顶尖资源。”苗苗说，人大PPE实验班文理兼收，拟通过自主招生招25人。（京华时报，4月3日）(搜集人：唐薇）
【专家观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全面发展由原来的仅作为价值目标、教育口号逐渐成为一种实践。如何更好地践行大学生全面发展这一理念？这需要在我们对大学生全面发展内涵诠释中找到答案。
首先，应明确大学生全面发展具有工具理性逻辑，更应有价值理性意蕴。引导大学生全面发展，是为社会服务，是为整个人类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是“社会本位”下的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工具逻辑。这无可厚非，没有社会观，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就不全面了。但是，我们不能厚此薄彼，要“把人的发展需求与社会发展需求统一起来，把社会功能与本体功能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个性先来自个体的特殊性，最后才来自共同体。”因此，强调“以人为本”，必须承认差异，重视个人的发展需要，明确教育既服务于社会，更服务于每个大学生个体。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应根据自身的个性特征、内心感受以及实际需要来制定相关的发展内容和形式，而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制造轰动效应、获得别人夸奖所做。
其次，大学生全面发展既是一个理想目标，更是一个实践过程。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因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的理想目标，大学生全面发展仅是人类全面发展的一个子目标。受现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限制，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受到一定的束缚的，但人的潜能是无限的，通过不断努力，就会离“全面发展”的目标越来越近，理想也开始慢慢转化为现实存在。目标的实现、理想转化为现实就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为了迎接下个世纪的挑战，必须给教育确定新的目标，必须改变对教育作用的看法。扩大了的教育新概念应该是使每个人都能发现、发挥和加强自己的创造潜力，也有助于挖掘出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财富。”可见，主体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大学生全面发展实践的三个维度。主体性表现为大学生在实践中自主、自在、自为地学习、选择、行动；主动性表现为大学生在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独立地学习；创造性表现为大学生在实践中，不片面地接受整齐划一的灌输，不伪装共性，而是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开拓创新。
最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是量与质的统一。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量包括：在高度上，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在广度上，能力素质高、人与社会和谐；在深度上，人格完整，个性得到充分张扬。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质是责任伦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具有崇高的道德旨趣。”“培养大学生道德主体意识是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责任作为道德伦理的核心价值，理所当然成为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论域。有责任的大学生，对自己是负责任的，对他人和社会是负责任的，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负责任的。具有责任意识的大学生，会自主、自觉地把自己在受教育过程中的研究学问与为人处世、广博与专精、社会发展与个人需求综合于自身的全面发展之中。（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江苏高教，4月2日）（搜集人：唐薇）
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不能照搬美国或者其它国家的经验。但智库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帮助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现在“一窝蜂”地“举国建智库”，我们应该特别防范一些错误的认识和倾向。
全国上下正在掀起一股智库建设的热潮。2013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任务。2014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些对于智库工作都是极大的推动。智库的核心工作是研究公共政策问题并提出政策主张，当前改革所面对的问题变得日益复杂，智库可以提供专业、公正的分析，帮助提高决策的质量，相信这也是中央推动智库建设的初衷。
不过现在“举国建智库”，就应该把质量问题放在首位。中国已经是全球智库大国，但很多机构并不是真的智库。从国内外经验看，成功的智库大都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等特点。独立性表示政策主张不受资助者、利益集团的影响，保持公正的立场。专业性要求政策建议既有严谨的学术基础、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有效性则是指研究人员能够真正影响政府的决策。为了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应该考虑在决策程序、税收政策和智库体制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智库需要逐步建立一些必要的行业规范与准则。
对美国智库的初步观感
最近我随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考察小组拜访了华府很多家智库，并就智库建设问题做了一些深入的交流与思考。智库问题专家安德鲁里奇认为，美国的智库产业全球最发达，可以从供求两个方面来解释。美国的政党组织非常松散，政府和政党都没有从事政策研究的能力，对智库有需求。我们曾经问白宫安全顾问委员会与智库（Think Tank）的区别，总统特别助理罗伊麦克法夸尔半开玩笑地说：“我不思考（think）”。与此同时，美国的税收体系鼓励公众与机构捐款，智库比较容易获得财务支持。比如传统基金会每年近九千万美元的经费是由大约六十万美国个人直接捐助的。
美国的智库基本上都是民间的，有的是综合性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更多的是专业性智库，如卡内基和平研究所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大多数主流智库都坚持“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的定位，不过独立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现在的实际情况也比较复杂。有一些智库从创建到政策主张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政党倾向，如保守主义色彩浓重的传统基金会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国进步中心，前者与共和党紧密结合，后者则是民主党的重要阵地。即便是其它智库，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理念也会影响智库发展的方向。
智库的资金来自政府、个人与机构的捐款或者委托研究，大部分资助只是确定大的研究方向，比如约翰桑顿资助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原则上，直接资助特定研究项目的出资人也不能影响研究结论。但一些完全依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智库，其立场是否真的完全独立，可以存疑。另外智库专家里奇认为企业与基金会资助对研究独立性的含义不一样。他把政府的职能简单地分为制定规则与再分配两类，企业资助的项目关心的是前者，如电信、能源产业的规则制定，而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则更关注后者，比如医疗和社保体系的改革。
智库管理的一个难题是工作评价。智库研究人员一般有三个方面的活动：撰写政策研究报告、参与公开的政策讨论和与决策者沟通。前两项工作是看得到并可以统计的，最后一项是智库工作的关键，但很难观察到，更难量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项目已经连续八年发布全球智库排名，但这个排名在业内的认可度并不高，因为它量化的并不是智库的核心工作。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克拉迪告诉我们，他们所在健康医疗方面并无专业研究能力，却被排在全球第六位。现在大多数主流智库都采取相对灵活的综合评估方法。
成为优秀智库的重要条件
虽然很难准确地量化，大众对智库质量的评价还是相对一致的。比如，一般都认为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均为美国顶尖智库。看来一个智库的质量或影响力似乎是可以被“感受”到的。优秀智库在关注领域、资金来源和与政府联系的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很大，但它们的工作通常都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等特征。而支持这些结果的，主要是两大重要条件，一是密切的政府关系，二是优秀的研究质量。
智库需要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才有可能影响政府的决策，所以，有的专家认为，“关系就是一切”。如果智库专家不能进入政府的会议室、见不到决策者，其影响力肯定会打折扣。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绝大多数成功的智库都在华盛顿，智库聘任政府或国际组织离任官员的现象也很普遍，布鲁金斯学会就是一个著名的“旋转门”。国内的情形也一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本身就在政府体系之内，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机构的学者与决策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十分畅通。
当然，政府关系仅仅只是一块敲门砖，智库的影响力最终还得取决于政策研究的质量。传统基金会创始总裁埃德温福尔纳最为自豪的是，一些专家虽然立场不同，仍然会认真阅读基金会高质量的分析。智库研究报告既要求学术严谨性，也需要政策可操作性。因此，学术素养和政策经验二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为例，一方面，所有的学者都经过严格的现代经济学的训练。另一方面，部分著名教授如林毅夫、周其仁和宋国青等，自改革初期以来不但一直密切关注实际经济发展，而且还都曾经近距离地为决策层提供政策咨询。
那么为什么有的智库做得好而另一些却做得一般呢？我们发现国内外成功的智库通常都有一个杰出的创始人或者领导者。比如，佛雷德伯格斯坦和埃德温福尔纳分别于1982年和1977年创办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他们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各自的机构打造成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智库。佛雷德肯佩在2006年接任大西洋委员会总裁之后，很快将员工人数从6个扩大到100多个。同样，从2008年开始担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创始秘书长的王海明，在这个论坛迅速上升为国内顶尖的金融政策智库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有了优秀的智库领导者，其它条件就相对比较容易满足。智库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筹资，财务独立性可以让智库有充足的资金聘请优秀的研究人员，并且可以保证研究独立性。智库有没有影响力，取决于研究人员的声誉、经验和能力，所以也有专家相信“人才就是一切”。出了学术能力与政策经验，优秀的智库研究人员还应该是一个沟通的高手。我们在拜访华府那些成功的智库的时候，发现那些来自学界、政界或者商界的研究人员都很资深，碰到的少数年轻人一般都是研究助理。这一点在国内不太一样，不少新的智库招的都是年轻学者。
智库建设需要防范的几个倾向
我们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不能照搬美国或者其它国家的经验。但智库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帮助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现在“一窝蜂”地“举国建智库”，我们应该特别防范一些错误的认识和倾向。
第一，智库不是决策者幕僚。智库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库研究人员放到决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难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主张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时候。所以，应该多发展一些民间、半民间的智库，官方的智库也应该相对独立于党政系统，特别是那些具体的政府部门。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余永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世锦等，都独立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主张。
第二，智库不是单纯的意见领袖。国内有一批影响力巨大的意见领袖，多以批评政府为主，有的甚至耻于对策研究。意见领袖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组成成分，但智库工作强调建设性，可以批评政策，重点还是要放在如何改进上。我们最近在华府发现几家主流智库一致质疑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负面立场，但他们批评的目的是希望政府采取更为积极、合作的立场。
第三，智库不是媒体。智库影响决策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包括参与公共政策辩论和私下提供政策咨询。媒体曝光率对于提高知名度有一定的帮助，但如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媒体或公关，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里奇甚至认为影响力与媒体曝光率往往是呈反比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讨论会几乎都是闭门会议，不邀请媒体参加。但也正因为是闭门会议，官员们不但很愿意参加，现场讨论也都十分坦诚。
第四，智库也不是学术机构。智库工作要有学术性，保证政策研究的质量。但如果按照学术机构的标准来办智库，相信很难产生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美国高校里的智库很少，中国也不多，可能是因为高校的激励机制与智库工作不匹配。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们从事智库工作，其实是基于责任和爱好的义务劳动，现行学校的制度并不承认政策研究的工作。
第五，智库不应该是游说团体。智库需要资助，有游说需求的企业可以提供大量的资金，尤其在一些资助规模大、项目相对集中的领域，如电信、医药和国防等行业。但如果智库演变成为游说组织，就违背了发展智库的初衷。智库研究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准，而不能成为个别利益集团的工具。
关于智库建设的六点建议
我们对中国的智库建设提出六条建议。
首先，政府要为“智库市场”主动创造需求。现在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定期地召开专家座谈会，探讨当前形势与对策，已经成为政府与智库沟通的重要机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各重要决策部门都应该建立一些常规性的机制，选择性地接收智库的研究报告，直接听取智库专家的意见。这些机制对于民间智库尤其重要。
其次，政府可以采取一些财政措施增加智库的资金供应。在税收上可以提供一些优惠鼓励公众和机构向智库捐款、提供资助。当然，财政也可以增加预算直接支持智库的发展，包括提供资助支持官方和非官方智库的机构建设，或者设定一些定向资助项目，集中研究当前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
第三，智库也要进行机构改革。官方机构和社会科学院应该相对独立于党政系统，一些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能力有限，本位主义严重，应该予以大力精简，同时要杜绝政府部门办智库，防止部门利益操控智库的政策主张。高校办智库需要解决经费和编制问题，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的要求、产出不一样。既然要办智库，就应该在人员要求、工作量考核和升级标准方面做出相应的安排。对于民间智库则应该大力降低准入门槛。
第四，智库行业需要建立高标准的行为规范。不过政府最好不要指定专门的智库主管部门，维持秩序的责任可以由媒体、市场与司法来共同承担。智库工作要尽可能地保证独立性，智库应该公开全部资金来源。如果一个智库违反独立性的立场，甚至沦落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机构，它的市场声誉就可能受到影响，政策主张就会失去可信度，筹资也会遇到困难，严重的可以由司法部门介入调查。
第五，优秀智库领导者的遴选至关重要。智库领导者不同于政府部门负责人，也不同于学术带头人，而应该是智库企业家。这个领导者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管理、筹款和与政府沟通的能力。我国高校系统大多按学术水平选拔院校领导，重点高校还形成了院士才能当校长的潜规则，其实对高校发展十分不利。智库建设中一定要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第六，不要鼓励智库排名，政府也不要试图设立统一的智库考核指标。智库的评估应该留给董事会、出资人和决策者来做，智库应该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过度重视智库排名或者考核指标，只会鼓励智库做一些跟政策研究无关的事情，比如增加媒体曝光度或主动要求领导批示等。另外，国内有些智库自己发布排名，而且把自己排在前面，明显存在利益冲突。智库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政策研究上。（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新华网，4月5日）（搜集人：高丹丹）
【新闻纵横】
4月3日，即将迎来107岁生日的杭州师范大学收到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捐赠：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该校1988届毕业生马云回到母校，捐赠1亿元人民币，设立“杭州师范大学马云教育基金”。
这笔捐赠将由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专项管理，主要用于资助教育研究与教育创新，探索我国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发展方向并树立师范教育典范，如开展卓越教师培养、学术资助、教育实习基地建设、教师教育平台建设等项目。同时，设立“杭师大马云教育奖”，激励青年师范人才，奖励优秀教师、优秀师范生及学生青春领袖等。此外，捐赠还将用于马云曾就读的外国语学院师资建设等。（中国教育报，4月4日）（搜集人：唐薇）
巴西利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23岁学生佩德罗·内梅即将迎来一个新身份，明年他将搭乘航天飞机实现亚轨道飞行（即飞行轨迹不满一圈的太空轨道），成为巴西首位业余“太空人”。
2013年，美国航空航天公司XCOR与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发布消息，面向全球招募1名志愿者搭乘XCOR研发的“山猫2号”航天飞机，执行亚轨道太空飞行任务。内梅在12.9万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据介绍，“山猫2号”可像普通飞机一样在跑道上起飞和降落。按计划，明年的这项飞行任务将持续45至60分钟，飞行高度最高达100公里。
为顺利完成太空任务，内梅正在接受巴西航天局组织的训练。3月初，他曾被送往美国费城的纳斯塔中心接受培训，本月他将前往俄罗斯进行零重力环境测试。此外，他还将在巴西空军航天医学中心接受缺氧、弹射、空间定向障碍等模拟测试。
内梅说：“所有的测试和训练对于我都是第一次，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挑战。但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训练任务，以最佳状态迎接太空之旅。”（新华网，4月2日）（搜集人：高丹丹）
【域外采风】
每年3月第一周的星期一都是韩国各所大学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因为韩国是每年的11月份高考(课程)，次年3月份入学。今年的韩国考生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就是被视为学习最好的才子们纷纷开始“弃医从工”，就是说放弃上医科大学，选择上理工科大学。
据统计，今年国立首尔大学工科大学今年一共从全国招了有八百名新生，其中115名都是同时被医科大学录取了的学生，但是这些学生却放弃去医科大学的机会，选择在国立首尔大学的工科大学里就读。有的学生认为，医科大学毕业了之后只能当医生，而学习了理工科，将来可走的路更多。另外，他们的这种做法还有社会潮流的影响。据悉，三星电子今年招收的新员工中70%都是学习理工科的，为了就业，选择上理工科的学生也是越来越多，或者说文科吃香的时代已经过去。（环球网，4月3日）（搜集人：唐薇）
3月31日，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社会心理学家安吉拉·巴恩斯发现，不同种族、背景和信仰的人之间可以培养出更加亲密的友谊。巴恩斯一直关注个体相似性和多样性与社交圈之间的关联。她发现，跨种族多样性交际在校园中已经变得非常流行，教师、学生甚至学校都在极力促进跨种族多样性交际，多种族间的交往可以促成更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加交流不但可以减少种族偏见，还有益于提升自我价值观。
研究团队选取两个社区做测试，一个种族多样性程度较高，另一个较低。结果显示，多数参与者认为结识不同类型的朋友会更有益处。尽管此前有研究声称，种族多元化社区不利于促进种族间友谊，人类更喜欢结交与自己相似背景的人。但是事实上，该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个体差异更加有利于社交圈的形成，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报，4月6日）（搜集人：高丹丹）
编辑：李曼 审核：王文健
